在宗教层面，耶回犹太天主等外方宗教而今也拥有广大的信众，亦极大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以佛道和民间信仰为主的宗教版图。

孔子曰：……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注释： [①] 戴震：《与某书》，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

(《学而》)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公冶长》)这并不是说孔子、儒家不讲人性，而是说：不同的儒家学派对人性有颇为不同的看法;许多看法未必切合孔子的思想。而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并非彻底否定，而是破除迷信，理解其何以可能，以便还原、重建。那么，孔子所说的德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 (二)孔子之德的道德涵义：知礼-好礼 孔子常提到德，仍然没有什么定义，甚至很少有那种带有一定解释性的论述。两种看法都将性与习对立起来;而王船山则认为性与习是一致的。

《论语》记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荀子所谓道，是指的儒家伦理学的一整套原理：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

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注释： 1.参胡适：《中国哲学史》，第250-253页。非攻又须以兼爱易之，是为方法论，故倡兼爱。尤于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后中绝千年的墨家而言，更显面目模糊。

从历史事实出发，说明禅宗晚出距墨子千年之后，以驳墨家巨子制度近类禅宗之衣钵相承。故蒙尘之绝学虽有如上之困境，也并不妨碍后人思接千载。

不但没有让先秦各家文献之学派归属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雾。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和论敌。彭永捷的责问可谓切实中肯。似乎真是蒙尘千年，一朝而斩，再无余续。

须知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历史淘汰的不尽都是糟粕。或截然反之，谓西学源出墨学，西教源自墨教。——谈辩、说书、从事，俱为动词，说非讲，书非经，可知矣。今内忧外患深矣，守御无方，利之无术。

墨子时代，宗法社会趋于瓦解，周天子权威沦丧，诸侯列国征伐不已，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胡适、梁启超的说法，涉及墨学中绝的内外因。

道家之于道教修仙丹药养生服气的原型意义，阴阳家之于葬师风水堪舆五行数术的原始价值，墨家之于民间会社绿林帮派江湖豪侠的精神原动力等等，大抵皆属此类。方授楚认为孟子辟杨墨时孟学尚不彰显，罢黜百家时墨学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对墨家的反对足致墨学中绝，实在过分夸大。

未来的墨学复兴必须在身位上有信心的一跃，从未济迈向既济。于今观之，会觉得上述的说法多有谬妄，且不说博爱与兼爱的根本义不同（一在爱佳泊，一在交相利）、耶稣与墨翟在各自宗教/学派中之身位各异（一为三位一体的圣子上帝，一为学派的开山宗长）。如究竟是援西入墨还是援墨入西。墨子出身贱人，起而反动封建贵族政治，身体力行传扬墨家平民哲学和和平主义精神，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道术源流的角度出发的辨正。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

彼时学人，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起头的宣言，阐述了新墨家须在建本—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做两方面的工作。

方授楚认为墨学乃由墨子一人所独创，九流多以其学术名家，唯独墨家乃标举其倡导者一人之姓名，足见墨子地位之重要及其学说之特殊。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

谬论与偏见包裹以大言凿凿和雄辩滔滔，竟致不少人信以为真，殊为可悲。转引方授楚：《墨学源流》，第202页。

某种程度上，当代墨学复兴正是要继承方授楚、胡适、梁启超等前贤未竟的事业。转引方授楚：《墨学源流》，第205页。又何须假回教而立教耶？ 从墨家教义的角度出发的辨正。统治阶级以命辖制庶人阶级的革命意志，鼓吹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故倡非命。

《墨子·天志》篇有云：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1949年以后的墨学研究学者治墨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窠臼，无法以人类文明史观来超拔阶级斗争史观，墨家与儒家的学术论战被描绘为底层向贵族的阶级斗争。

其三，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钘公孙龙辈，不复稽其异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张大焉。不仅如此，墨翟伟大的人格精神亦为历代所敬仰，甚至作为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儒家的大同说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方授楚有感时人于墨学有所蔽，发愤而作《墨学源流》，凡两卷十五章，显白墨家微言大义，接续墨学千年道统，足可资后代一窥民国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资当下新国学、新墨学的创新发明。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常规而言，无非同中存异，或者异中求同。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

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根据墨子原意，乃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而已，绝非行仁义之道，同食长子弃大母厚葬久丧同为恶习。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此节用节葬之果效。

今人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回看，会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对于墨家思想价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实为华夏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今人追溯墨学之源流，一般认为墨家脱胎自儒家，或谓墨子曾学儒，因不满儒家繁文缛节而另立新说，后渐成一大学派，墨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